貳、國家安全戰略的理論意涵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所揭示的三大核心目標:安全、經濟繁榮與民主,此三者所展現的意涵與國際政治理論: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民主和平理論核心概念相輝映,以下簡要闡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三項核心目標與國際政治三個理論之間的意涵。
首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在安全的層面強調國土防衛、國家飛彈防禦、反制情報蒐集、打擊恐怖主義、反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重要基礎設施防護、國家安全緊急應變、打擊毒品走私與其它國際犯罪、小規模應變行動與主要戰區的作戰等傳統安全的重要性;非傳統安全則強調環境與健康的重要性。就新現實主義而言,國際體系既屬無政府狀態,每一個國家就必須採自助行為以獲得安全。華爾茲(Kenneth N. Waltz)曾謂:「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每一個單位體,必須依恃他們所能用的手段與有利的安排。華氏進一步指出每一個國家都會策劃符合其國家利益的做法,而這些做法旨在達成國家的目標與保持國家的安全。」此外,華氏認為國際無政府體系的中心特徵即為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而安全與生存則為國家最關切的事項。渠除指出戰爭是大國最主要的問題,並力陳和平與安全是大國國際關係的主要任務。再則,新現實主義提出相對獲益(relative gains)的概念,傑克森與索仁森(Robert Jackson and Georg Sorensen)則以淺顯例子加以說明:「我竭盡所能做到最好,但前提是別人不能超越我。例如,美國未來經濟成長為10%,而中共未來的經濟成長則為10.3%。」從相對獲益的觀點言,這樣的結果令美國難以接受,故美中兩國的合作難以達成。從新現實主義的視角檢視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吾人可發現如何確保國家安全與達成國家目標,永遠都是美國追求的目標,不論是國土防衛或消弭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所採取的重要手段,可看出其戰略體現新現實主義的意涵。

其次,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在經濟繁榮方面,聚焦於加強金融協調、提升開放的貿易體系、提升競爭力、保持技術優勢、擴大外銷與對高敏技術的管制、保證能源供應無虞,尤其在全球化日愈緊密的時代,使經濟與安全更分不開,因此,美國國內的經濟繁榮與海外繁榮已是息息相關。就新自由主義而言,該主義雖分享新現實主義國際結構無政府的三個核心假設:國際政治處於無政府狀態、各行為者均有自助的傾向與各行為者的能力不同。其有別於新現實主義強調在無政府狀態合作的難度,新自由主義學者提出不同於新現實主義學者的主張,例如,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 認為經由國際組織會員制,國家可以顯著強化他們利益的概念,以擴大合作的領域,依照組織的規則行事,不僅能勸阻對國家狹隘利益的追求,同時也能弱化國家主權的意涵與訴求。基歐漢進一步指出即使在國際結構無政府,國家仍可透過機制(regime),經由協調方式處理共同困境,找到相互利益與合作基礎。此外,基歐漢與奈伊(Joseph Nye)提出「複合依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概念,強調迥異於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概念,渠等指出兩個重要觀點,一是國家間之關係已不是只有國家單一個體的關係,國家之間的關係是經由許多行為體與政府部門,在各個不同層次所互動而成。其二是在國家之外有一個由個人與團體所組成的互動關係。所以此種「複合依賴」的關係很明顯隱含著國家間更為友善與合作的關係。再則,新自由主義提出絕對獲益(absolute gains)的概念,傑克森與索仁森也以舉例加以說明:「竭盡所能做好自我,別人做得比我好也無妨。例如美國未來十年經濟成長為25%,而中共經濟成長高達75%。」從絕對獲益角度觀之,中共的高度經濟發展並不會降低美國的合作意願。

故從新自由主義的視角檢視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吾人得知透過合作可以擴大美國的經濟發展,而要確保美國產品的外銷,必須要建立公平的貿易機制,「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即是在經濟繁榮之大戰略下,逐步推展而成,在此制度下基於平等互惠與協調合作的方式,促進美國海內外的發展,故可看出經濟繁榮戰略具體落實新自由主義的精神。
最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致力推動全球的民主,咸信其主要著眼於民主理論的意涵,民主和平理論挑戰新現實主義的三個主要假設:現實主義對於國際合作的悲觀、現實主義以體系因素解釋國際事務與現實主義的實證立場。多數民主和平理論研究者發現民主國家並非較其它非民主國家更愛好和平,在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戰爭中,民主國家反而可能是戰爭的發動者。民主和平理論並非爭論民主國家不會與其它非民主國家發生戰爭,其主要爭論點為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不會發生戰爭。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在其《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乙書曾說:「民主國家的憲法會防止政府領導人發動戰爭,因為領導人欲發動戰爭必須經由人民同意。」多伊(Michael Doyle)則舉證當代五十個民主國家在一百五十年中並未彼此征戰。此外,多氏提出為何民主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的問題,渠以康德古典自由學派的理論為基礎,指出三個要素可以使民主國家之間能和睦相處,一是植基於和平解決衝突的國內政治文化;二是民主國家持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而這樣的態度也轉嫁於民主社群的國際關係;三是民主國家的和平經由經濟合作與相互依賴而強化。18歐文(John Owen)、魯塞特(Bruce Russett)、歐尼爾(John O’neal)三位學者則指出,民主的文化與規範模式認為民主的社會厭惡戰爭,因為人民將會投票反對戰爭。19在民主和平理論的導引下,美國認為全世界民主的國家越多,則國際越能保持穩定與和平,民主的國家絕不允許恐怖主義的滋長與生存,民主的國家對於任何的爭端,將會透過談判等和平方式來解決彼此的歧見。因此,美國樂於運用外交援助,促使威權國家的轉型與鞏固。其中第三波民主化成功的典範:臺灣與南韓,更是美國外交援助最成功的案例。所以,吾人從美國以外交援助促進各國民主轉型與鞏固的戰略,亦可清楚洞悉其踐履民主和平理論的意涵。

作者經歷:國防大學管理學院少將院長

轉載自 全球政治評論 第四十五期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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